吉本芭娜娜的处女作:冰箱的嗡鸣声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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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蹲在厨房地板上,额头抵着冰箱门,听那台机器嗡嗡地响。全世界她最爱的就是这种声音。祖母不久前走了,她是真正的孤身一人了。
这就是《厨房》开篇给我们的第一样东西——不是哭,不是回忆,只有一台冰箱和一个靠着它才睡得着的人。书里最重的丧失不是任何一句悼词,而是一段轻得像耳鸣的嗡鸣。
这本书是吉本芭娜娜一九八八年的出道作,当时她才二十出头,父亲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吉本隆明。这部处女作一出版就卖疯,被后来的人叫做“芭娜娜现象”的起点,也是当代日本“治愈系”纯文学的奠基石。它写的是死亡,笔下却清冽克制、字字带凉意——这套“轻笔写重物”的写法,从这本书开始,被一代一代的日本小说沿用下去。
上门来吊唁的是一个叫田边雄一的青年。他以前在祖母常去的那家花店打工,跟老人家挺熟。他看着这个孤零零的女孩,二话没说就邀她搬到自己家住。美影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身上带着一种发光的体质。这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是支撑后面所有事情的底色。
真正让美影愣住的,是这个家的“妈妈”。田边惠理子——艳光四射、待人温柔有力量,开着一间夜店,会给深夜回家的儿子留门,会给新来的房客倒一杯热茶。美影第一次觉得,丧失之后世界原来还有一张沙发可以躺。
但惠理子不是雄一的生母。她是雄一的父亲。雄一生母很早病逝,这位父亲决心变性成为女人,独自把儿子养大。在一九八八年的日本小说里,这样的人物被正面写成爱与美的化身——不猎奇,不悲情,只是一个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家长。这一点,今天读来仍觉得超前。
安稳不会持续太久。一个男顾客爱上了惠理子,又无法接受自己爱上的是一位跨性别女人,恨意在心里发酵成一把刀。
动笔解说之前,先为这本书立起一套视觉基底——你刚读到的每一帧插画,都从这里生长出来。
惠理子遇刺。临死前她抄起身旁的哑铃反击,凶手当场倒下,她也死了。两场死亡——祖母那场是开头,这一场是中段——把雄一和美影同时击回深渊。两个人的悲伤彼此映照,谁也说不出“节哀”这种话。
这里最见作者的手艺。两场死亡写得都极克制——祖母的逝去只借冰箱的嗡鸣来折射,惠理子的死只通过一行新闻式的叙述带过。不煽情,不渲染,但刀刀落到骨头。吉本芭娜娜的厉害在于,她敢让最重的事只用最轻的句子说出来。
读到这里我第一次意识到,“做饭”在这本书里不是治愈系插画里那种岁月静好的点缀,而是一种笨拙的、每天都得重做一遍的体力活。祖母没了,家没了,那她至少得把今天的饭做出来——这就是把一个人从丧失里一点点拼回来的全部过程。
我第一次读到“好吃”这里也愣了。它是全书最克制、也最深情的和解。比起哭、比起说“我想和你在一起”,一句“好吃”要诚实得多——意思就是:我还活着,你送的饭我吃下去了,我现在能告诉你这件事。
吉本芭娜娜的写法被后来的日本文学反复回响,是因为她敢把最家常的物件——冰箱、沙发、猪排饭——放到舞台中央,让死亡、孤独、性别这些大词绕着它们走。她从不替人物抒情,只是让我们看见: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最先抱住的是一只冰箱门。
一餐一饭的笨拙劳作,是这本书唯一承认的疗愈方式。
解说把剧情理顺了,但有几件事是解说给不了的——吉本芭娜娜那种近乎透明的短句节奏,一句一刀地切在情绪最薄的地方;惠理子作为跨性别母亲那种不卑不亢、自带暖光的质感,那是只在字里行间才能感觉到的东西;以及美影每一段心理转折之间,那种只有贴着原文的温度才能呼吸到的停顿感。这些,是只有翻开书本身才能拿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