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代及文化的控诉

论白先勇新作《骨灰》

胡菊人

白先勇嘱我为他的《自选集续篇》写序，自是义不容辞。这部集子里的作品，大多数是在其他选本里出现过的，评论的人已经不少。唯独《骨灰》一篇，是他最新的作品，首刊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号《联合文学》，而《骨灰》可以论说的地方实在很多。戴天已在《信报》上，点中了它的主题(见代跋)，但因为这是千字左右的专栏文章，未能畅所欲言，尽数发挥，给我留下了宽松的说话余地。

《骨灰》这篇小说，横跨的时空很大，将近五十年，涉及大陆、台湾与美国；从抗战时代、内战时代到分裂时代。可说是极之简洁的中华民族现代史的写照。这本来是长篇小说的题材，以这么简短的篇幅来笼罩之，可谓野心极大，但白先勇毕竟技巧非凡，像水墨大师一样寥寥几笔，即把中华民族近半世纪的悲剧，画龙点睛表现了出来，使我们感受到深重的历史叹息。

这是白先勇所有表现中华时代的短篇小说中，跨度最大的小说。除了表现人性悲剧的小说不算外，白先勇写中国时代悲剧的作品，四九年以后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各类人物的盛衰兴替，从台湾流离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悲剧，美国华裔两代人之间的文化断层等等，都没有这篇《骨灰》包容的时地那么广大。这个长篇题材之短篇制作，要有一种缩龙成寸的本领。而白先勇是怎样以短制御长篇的呢?

白先勇曾经说过，作小说首先要选取人物，因为人物就有故事，就有历史背景，就有时代性和代表性。人物选对了，就是成功的一半。另一半应该是选取叙事观点，叙事观点选对了，就又有另一半的成功机会。当然，这不是说文字不重要，对话不重要，情节推展(小说的节奏)不重要，象征、暗喻不重要，场景不重要……这些都是重要的，但若人物和叙事观点选得不对，这些其他因素的成功都只是片面的成功，但若人物和叙事观点选对了，同时又有这些重要的技巧来配合，就可能达到全面的成功。

而《骨灰》就像白先勇其他小说一样，达到全面的成功。

这个小说的故事背景是讲中国，而且小说的“点题”是要到上海安供父亲的骨灰。为什么场景却定在美国呢？这是先取人物使然。这两个主要人物，一个自大陆经台湾到美国，一个从大陆到美国，在大陆早年都风华正茂，豪气干云，但当年都为了“爱国”却彼此成了“敌人”，如今在异乡落得穷愁潦倒，有“同悲失路之叹”，有“相濡以沫之悲”，而都背着中国近数十年的灾难在身上，而又都与叙事者有亲戚关系，都发出“死无葬身之地”的浩叹。就是这两个人物的背景及故事，最足以代表中国近数十年的崎岖与坎坷，而这类人在美国又最恰以表示中国人“流离”之哀，可见选择人物来反映晚近中国的时代悲剧，是白先勇经过千思万虑而决定的。这一决定当然是适当的。

选取叙事观点又怎样呢?这篇小说中的叙事观点是这个眼睛看着、耳朵听着的人是谁?那是一个后辈，是两个主角大伯、表伯的“侄儿”。因为他们有亲戚关系，所以听长辈来讲当年的故事，乃特别有亲切感，而他是后辈，对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在似识未识之间，所以在亲切感当中又有某种客观的距离，这种距离反而能增加可信性，对读者更有说服力。

这篇小说叙事观点的选择，有个巧妙的窍门，便是既缩短距离又拉远距离，恰到好处。就像电影中镜头拉得准确，达到最适当的传达形象、感觉、感情的效果。

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观点，是最近距离，是比较主观的，但小说中这个“我”齐生却是“客观的“，因为他一直在“旁听、旁观”，有拉远距离的作用；反而叙说当年故事的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罗任重这两个“他”，成了主观者，代替了“我”的身份，又拉近了距离，白头宫女话天宝，无限的辛酸、委屈、沉痛，对自己数十年来的际遇一一申诉。这个“他”、“我”互换位置和功能的手法，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

白先勇选取这两个人物，不光是因为他们饱经忧患，背负着近数十年中国变局的历史，而是他们的身份和际遇，有强烈的“反讽性”，而这种“反讽”，恰恰又是中国时代的反讽。一连串的错位，悲惨而可笑，壮烈而荒诞，是国共两党“革命”之争的写照。

大伯原是国民党的军官，是屡立战功的抗日英雄。抗日之外他也帮国民党杀共产党及大抓反国民党的“民主人士”，也抓过这位表弟，他说：“你表哥这一生确实杀了不少人。那时我奉了萧先生的命令去杀人，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对，为了国家嘛。可是现在想想，虽然杀的都是汉奸、共产党，可是到底都是中国人哪，而且还有不少青年男女呢。杀了那么些人，唉——我看也是白杀了。”

但这个国民党的忠贞分子，先是在抗战胜利后不肯同流合污去做“五子登科”的“劫收”勾当，被国民党同志诬陷，指他在坐伪政府的监狱时有“通敌”之嫌。后来到了台湾，“因为人事更替，大伯耿直固执的个性，不合时宜，起先是遭到排挤，后来被人诬告了一状，到外岛去坐了两年牢。……”

如今落得在旧金山摆个旧书摊，一身的病，穷愁末路，担虑着客死异乡无以为葬的悲哀。

说到中国文化，笔者要叉开一点，讲一下我对中西文化异同的看法；谈谈落叶归根、“狐死首丘”的中华意识。

这篇小说题名为“骨灰”，就是指明安葬是个主题。所以这篇小说其实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表现中华民族近半世纪的时代、革命、战争的荒谬，另一个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落叶归根、入土为安”的乖离现象的控诉。

中国礼俗为什么这样重视“安葬”，是有儒家文化根源的。因为儒家文化无基督教的天国观念，天国观念对于死亡是讲“永生”的，已回到上帝身边、进入天堂，在地上已一无所有，但由肉身腐朽而变成灵魂之不朽，由于此观念，所以基督教虽亦重视安葬，但绝不如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中国人那样重视。

儒家思想特色之一是所谓“通幽明”，即在现世间的大地上，死者和生者似乎仍然相通。此事说来似不可解，但其实你想想，人都有死，各种宗教或哲学都要解决死后似不死的问题。基督讲“永生”，儒家文化的解决方式则是，要永远为后人追念，代代一脉相承。

这一方面的表现为族谱，有些可以上溯千多两千年。另一方面的表现为墓地、宗祠，墓地事前选好，或与祖先在同一处，而又要看风水，务要认为安葬于此可以使后代子孙昌盛。在宗祠里，列宗列祖都有牌位，好像仍然存在于宗族里一样。每年总有子孙扫墓和祭拜，死者必为后代长远记忆，怀念省思。因为有这种生死相通的连带关系，所以中国老人都非常希望安葬乡土故园，以求死得心安。

是以我们千万别像当年耶稣会教士或中国共产党一样，以为拜祭祖先仅仅为迷信，其实有文化根源。

白先勇深深明白这是一种中华文化传统精神，但给破坏了。在小说的结尾，白先勇着力描写了一场噩梦，是“文革”时期表伯(梦中错位为大伯)劳改铲掘公墓，“发狂似在挖掘死人骨”，“像白森森的小山”，这一方面表示这种政策连死人都不能安，亦表示对中华文化主要特质之一的摧残。

叙事者齐生是要去上海，安供父亲的骨灰并接受中共为他父亲“平反”的仪式。他父亲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里通外国”等等罪证，而死在劳改场上，骨灰一直找不到。这是中国传统风俗中最大的悲哀。深具讽刺性的是，当齐生这个“归国学人”为美国公司与中国做了三千多万美元的交易以及技术合作，骨灰也就找到了。并且要“平反”。

作者对摧残中华文化传统安葬礼俗的控诉，而以与大陆做生意才能找到父亲的骨灰，讽刺是很有力的。齐生及他哥哥对父亲骨灰这么重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的表现，而交通大学因为齐生是美籍华人带来“合作利益”才当找骨灰是一回事，表现了对中华文化的乖离之外，也暴露了只重功利的本质。

至于两个老人，都央求侄子为他料理后事，而有死无葬身之地的慨叹。一个说：“一把火烧成灰，统统撒到海里去，任他漂到大陆也好，漂到台湾也好——千万莫把我葬在美国!”

一个说：“你从中国回来，可不可以带我到处去看看。我想在纽约好好找一块地，也不必太讲究，普通一点的也行，只要干净就好——”

也就是说都回不了家乡，都失落了“落叶归根”的文化传统。时代的残酷、历史的乖离，使当年各为理想效忠的老人落得晚景无落脚处，象征着中国人的流离，中国文化的飘零，说明中华民族近五十年是一场荒谬的悲剧。

由这篇小说，可见白先勇以非常沉痛的心情看这段历史，他对中华文化的承担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都一一表露无遗。同时技巧非凡，细致到连一句诗词的引用(如“此身虽在堪惊” ）都与主题及人物相配得天衣无缝，其他技巧的高超也不及细说。总之，白先勇是一位令我们赞叹佩服的中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