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泽三部曲开篇,魔幻现实主义版德国战后寓言
文字与插画由生产线产出
卡舒比地区一片土豆田里,农妇安娜·科尔雅切克把四条宽大的裙子撑开,蹲在田埂上——裙子底下藏着一个逃命的纵火犯约瑟夫。追兵走过,没看见他。两人后来结合,生下奥斯卡的母亲阿格内斯。这是《铁皮鼓》全书的开场画面:四条裙子藏一个人,一个家族就此种下。格拉斯把这个近乎童话的藏人仪式,安排成了一整个德意志乱世的胚胎。
《铁皮鼓》是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长篇,是『但泽三部曲』的第一部,另两部是《猫与鼠》和《狗年月》。它把目光钉在一座已经改名的城市——但泽,今波兰的格但斯克,曾经是游离在德国和波兰之间的自由市。格拉斯一九九九年拿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专门点了这部。文学史上,它和一九七九年施隆多夫改编的同名电影一起,被视为战后德国『直面过去』写作的奠基之作。
它被记住的理由只有一个:它避开正史的口吻,把整段历史塞进一个不肯长大的侏儒孩子的鼓声里,让荒诞长在血肉上。这条路后来很多人走,它是第一个走通的人。
主角奥斯卡·马策拉特是叙述者,也是整个故事的破洞。三岁那年他得到一面红白铁皮鼓作生日礼物,当天就故意从地窖楼梯摔下去,从此再不肯长高——身量卡在孩童大小,可头脑一直是成年人。他靠两样东西活:一面鼓,一声能震碎玻璃的尖叫。战后他才在父亲坟前扔掉鼓,决定重新开始长,最后长成一个驼背的成年侏儒。小说结尾,他已经三十岁,躺在精神病疗养院的病床上,对着读者口述自己的一生。可他说的话,没人能全信。
围绕他的是一大家子:母亲阿格内斯,是安娜那四条裙子的孙女,嫁给了但泽的杂货商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但同时和波兰表兄扬·布朗斯基保持着秘密恋情。奥斯卡到底是谁的种,全书始终没说死。阿尔弗雷德后来入了纳粹党,一九四五年苏军打进来时,他为藏衣领上的纳粹党徽把它生生吞下,被噎住之际被一个苏联士兵开枪补了一枪——死法荒诞得近乎滑稽。扬·布朗斯基一九三九年死在保卫但泽波兰邮站的战斗里。给奥斯卡供货铁皮鼓的犹太玩具店老板西吉斯蒙德·马库斯,则在一九三八年的水晶之夜店铺被砸后服毒死在店里。最后还有贝布拉大师——侏儒艺人剧团的团长,把奥斯卡收进为前线德军演出的巡演团,是他战时的避风港,也是他和荒诞历史共谋的舞台。
阿格内斯死后,世界并没有停下来等奥斯卡。一九三八年的水晶之夜,给了二十年铁皮鼓的犹太玩具店老板马库斯,眼睁睁看着店铺被砸,然后在柜台后面服了毒。一九三九年纳粹突袭但泽的波兰邮局,奥斯卡的波兰表亲扬·布朗斯基在保卫战里被打死——扬可能是他真正的父亲,但作者刻意没给答案。奥斯卡就这样,在一副三岁孩子的身量里,先后送走了自己的玩具供应商、可能的生父、他对母亲的所有幻想。
战后全家迁到西德的杜塞尔多夫。奥斯卡干过石匠学徒、艺术学院的人体模特、爵士乐队的鼓手——什么都能干,因为他是个什么都经历过的人,又是个什么都不是的人。最后他因为一桩说不清的谋杀嫌疑被送进精神病疗养院。躺在病床上,他开始对着想象中的读者——也就是你——口述自己荒诞的一生。书的开头,奥斯卡上来就告诉你他今年三十岁,说话的这个男人是个驼背侏儒。这种坐在病床上的独白,每一句都带着回忆的变形,让人从一开始就不敢全信。
《铁皮鼓》不只是一部反战小说。它在追问一个更狡猾的问题:当一个社会正在集体发疯,你用什么姿态才能把它看清楚?奥斯卡的回答是:变成一个不参加的人。他停在一个三岁孩子的体型里,于是所有的成人仪式——入党徽章、战场检阅、婚礼、葬礼、移民——他都像一个路过的旁观者那样站在边上。格拉斯用这副不肯长大的身体,把整个纳粹时代变成了一出他可以远观的马戏。
一九七九年施隆多夫把它搬上银幕,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起拿。电影让更多人走进了这本书,但请记住,电影无法复制的是奥斯卡那个声音——一个不可靠的人,用最冷静的口气,给你讲他看见的世界上最荒唐的事。
解说能给你地图,不能给你鼓声。奥斯卡的句子有一种特别的节奏——他讲母亲的死和讲土豆田里四条裙子藏人,用的是同一个口吻;这种不换挡的冷静,只有自己一页一页读下去才会被它绊住。再有,奥斯卡撒的那些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他三十岁在病床上编出来的——读者只有亲自跟在他身后走,才会一次次停下来怀疑自己。这也是《铁皮鼓》真正想让你做的:不只是记住二十世纪发生过什么,而是练习不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对你讲述它的人。
动笔解说之前,先为这本书立起一套视觉基底——你刚读到的每一帧插画,都从这里生长出来。
一九二四年,奥斯卡生在但泽近郊朗富尔的一户杂货商家里。三岁生日那天,家人送他一面红白铁皮鼓。他接过鼓,当着客人的面走到地窖口,纵身一跳。从此脊椎就像被那个姿势定了型,二十年身量停在一个三岁孩子的大小。父亲带他看医生,医生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他自己最清楚——他不想长大。鼓成了他的嘴,尖叫成了他的牙。每当成人世界说出不可忍受的话,他就敲一阵鼓;要不就扬起脖子尖叫一声,橱窗玻璃哗啦碎一地。
他把这件事写在开头就交代完。妙处在于:他停下来的不是身体,是判断——三岁的他已经在用成年人的脑子看着周围的大人,决定不再加入他们。所以当纳粹时代的阴影一寸一寸爬过来,他靠着这副永远年幼的样子,反而成了最冷眼的旁观者。
故事里有这样一幕:渔夫把一匹死马的头砍下来,拴上绳子沉进浅海,用腐肉做饵钓鳗鱼。阿格内斯碰巧在波罗的海的海滩上撞见这一幕,从此一病不起——她不停地恶心呕吐,又不停地往嘴里塞鱼。鲱鱼、青花鱼、鳗鱼,一道接一道地吃下去,越吃越瘦,最后死在自家厨房地板上。格拉斯没说她到底是病死的,还是自己选择不再活下去。这一幕是全书最让人难受的一笔:它把一个母亲之死,伪装成对一道菜谱的偏执。
我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以为自己已经猜到了全书的悲剧配方;读到这一段才发现,格拉斯把丧亲写得这么轻,轻到像是一份迟到的账单递过来——你按数字付就是了。
扬死后,奥斯卡遇到了贝布拉大师——一个办侏儒杂耍剧团的老板。贝布拉把奥斯卡招进团里,带着这群身材永远长不大的人,跑去前线给德国士兵演出。在整个欧洲正在被碾碎的时候,他们踩着高低凳、敲着迷你鼓、扮着小丑给一群即将去送死的人逗乐。奥斯卡在这一段里是安全的——他永远是个孩子,舞台就是他合法的藏身处;但同时他又是共谋的,他靠逗笑那些杀人的人活了下来。
这一段最厉害的写法是:它没把舞台写成一个避难所,而是写成了一个更精致的屠宰场前置区。笑声越大,越说明外面的事不可挽回。
战争结束在但泽来得非常具体。一九四五年苏军攻进城里那几天,阿尔弗雷德·马策拉特正在为怎么藏好衣领上的纳粹党徽发愁。最后他决定吞下去。结果是:他被那枚小小的金属徽章噎住了喉咙,倒在地上挣扎。正在这时,一个苏联士兵走过来,朝他开了一枪。格拉斯花了整本书压抑地写纳粹加在这个家庭身上的一切,最后却让纳粹以一块党徽的形状,从父亲自己的喉咙里掉出来。
阿尔弗雷德的葬礼上,奥斯卡做了一件他憋了二十年才做的事——他把那面红白铁皮鼓丢进父亲的墓穴。鼓声闷响一下,埋了。从这一天起,他决定重新开始长。结果是:长成一个驼背的成年侏儒。鼓扔掉了,可他没有变成普通人。
但他没让奥斯卡免罪。这个叙述者从头到尾都不可靠——他说的每句话都可能是真,也可能是他躺在病床上给自己编的版本。所以这本书同时也是一篇关于『德国人怎么回忆自己的战争』的寓言:记忆本身就是一块被反复摔打、反复重组的玻璃,你看它映出的是过去,照出的却永远是说话人当下的影子。
他拒绝长大,因为他看穿了所有长大的人。
首先是它敢用怪来写真。一九五九年的德国文学里,写纳粹多半还停在控诉腔;格拉斯直接拉出一个抱着鼓尖叫的侏儒,把马头钓鳗鱼、吞党徽、被鼓手杂耍团带去前线这种场面混在一起。读者一边想笑一边发凉——这是它独有的温度。其次是它把一座已经改名的城市固化成了一种记忆地形,但泽在故事结束后从地图上消失了,但读这本书的人从此记得它的每一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