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

一八六九年八月一个周五的下午，里约热内卢的一个上层绅士死于了肺炎。棺材还没凉透，叙述者已经开口说话——他要把回忆录献给第一条啃噬他尸身的蠕虫。这位「亡者作者」(defunto autor)自称布拉斯·库巴斯，他要在死后写一本书，把这辈子再过一遍，然后嘲笑它。 书名副题《小赢家的墓志铭》(Epitaph of a Small Winner)已经把话挑明：这不是什么悲壮的临终独白，是一个已经没什么可输的人，从坟里回头把账算给活人看。我第一次听说这个开场，愣了好几秒——小说原来还能这么开始。

作者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生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去世于二十世纪初，是巴西国民作家。这本《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原名《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一八八〇年到次年间在巴西杂志连载并结集，被公认为巴西现实主义文学的真正开山之作——它比后来大家更熟的那些拉美经典早了将近一个世纪。 这本书之所以在世界小说史里有名字，是因为它比同代几乎所有作家都更早做了一件事：把小说本身的写法拆开来给你看。英译通行本由 Gregory Rabassa 翻译，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苏珊·桑塔格、伍迪·艾伦公开推崇，约翰·巴斯、唐纳德·巴塞尔姆等后现代作家都把它列为源头之一。

叙述者布拉斯·库巴斯本人，生于一八〇五年的里约上层之家，年轻荒唐、中年混迹议会与沙龙，是个里约热混了一辈子却没留下任何值得夸耀东西的男人。死后他变成了一个毫无顾忌的声音——既然已经死了，撒谎、吹牛、忏悔、讥讽，对他都没了代价。 围绕他的，是几个被「帝制里约」这架戏台压成扁平形状的人：儿时伙伴金卡斯·博尔巴后来创立了一套荒诞哲学「人类至上主义」(Humanitism)，把世间一切当作人类精神的资本、损益自负；议士杜特拉之女维吉莉娅是库巴斯一生的情人，却为了地位改嫁政客洛博·内维斯；唐娜·普拉西达是被雇来看守两人秘密赁屋的妇人，自己也借此攀附库巴斯换几个钱。 这套人物关系本身就是帝制上流社会的缩影：门第、头衔、议会演说、政治婚姻、秘密赁屋，全是同一出戏的布景。库巴斯死后回头看，看见的正是这架戏的布景板。

库巴斯先宣布自己死了，再倒回去写童年。结构本身就是倒过来的——他不按时间顺序活给你看，而是按一个死人想说话的节奏跳。 故事第一站，是一八〇五年里约的一个富家男孩。这个男孩早熟而任性，把家中黑奴男孩普鲁登西奥当坐骑鞭打取乐。这是全书最不舒服的一笔——作者没打算让你舒服，他让叙述者自己把这件事说出来，不辩解、不美化，像揭一道结痂。

少年库巴斯同一辈子纠缠他的人——金卡斯·博尔巴——在这段日子里结下不解之缘。博尔巴后来流落为乞丐仍不放弃他那套把万物当人类资本来核算的伪哲学，库巴斯临终前收留他直至死去。一个讲荒诞哲学的人死于贫病，而听他讲的那个人死于肺炎——两笔糊涂账，谁也没清。 青年的库巴斯迷上里约高级妓女玛塞拉，挥霍到倾家，被父亲送往葡萄牙科英布拉学法律。这一段在书里被作者用极短的章节几句话打发——库巴斯自己也不当回事。这是他的厉害之处：他连自己曾经疼过的事都不肯给你多看一眼。

学成归国，父丧，母丧。库巴斯与议士杜特拉之女维吉莉娅相恋，她却改嫁政客洛博·内维斯以博地位。库巴斯也入政界当议员，与维吉莉娅在城中赁屋秘密往来数十年，由唐娜·普拉西达守屋打掩护。 沙龙里他们以眼神和暗号相认。这段感情写得极其克制——作者很少让你看到两个人在床上，他只让你看两个演员在客厅里的某个眼风。一句对话、一个手势、一次偶然同车，足够撑起三十年的章节。

中年的库巴斯出入议会、周旋沙龙、出席巴黎和会，见世事无非虚妄。姐姐萨宾娜想撮合侄女嫁给他以正家声，他敷衍未果——这条相亲支线被作者两笔带过，刻意让读者看见上层家庭处理丑闻的那套体面机器是怎么转的。 临终的执念落在一帖荒诞的「布拉斯·库巴斯膏」上——一种他自称能治人间忧郁的万应药。这帖膏是他一生的隐喻：他想留下点什么，想发明点什么，想证明自己没白活。结果膏没治好谁，先治死了他。

金卡斯·博尔巴的「人类至上主义」是全书最怪的一块拼图。这套戏仿斯多葛和叔本华的伪哲学，把世间一切视为人类精神的资本——亏损自负，盈利归己，生老病死、爱恨情仇，全是账上的分录。 库巴斯借这套空壳清算自己：原来我挥霍无度，也是「人类精神资本的一种投资方式」；原来我平庸无子嗣，也是「未把生命的悲惨传给后人」。这套哲学真正的用处，是让一个人能把羞耻说成投资，把失败说成胜利。博尔巴讲得越一本正经，库巴斯笑得越冷。 这套东西后来启发了约翰·巴斯、唐纳德·巴塞尔姆那一批美国后现代作家——他们公开承认把它列为源头之一。

结构是这本书真正动刀子的地方。全书一百六十个短小跳脱的章节，自由联想、闲笔、哲思札记、对读者的直接喊话轮番登场。叙述者动辄跳出来说「亲爱的读者，我要岔开一下」「这一章我跳过」「让我跳过十五年，聊聊一只苍蝇」。 更过分的是，作者在不同人生片段之间直接插入「小说家马查多」的反思——小说家本人跳进自己的小说里跟你聊他为什么这么写。这是公然违背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严密因果与线性情节的结构。 这场形式革命与「死人动笔」的开场首尾呼应——既然作者已经死了，他就不必按活人的时间讲；既然小说已经敞开了，小说家就可以进来跟你说话。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别的作家还在老老实实写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马查多·德·阿西斯已经把小说拆成了一堆零件摆在桌上让你看。

书最后，库巴斯把所有章节收拢成一片墓中的回望。死亡不是句号，是他重新开口说话的理由。他给自己算了一笔账：无子女、无可传之功、无可夸耀，因此未把「生命的悲惨」传给后人——按这个逻辑，他反成了「大赢家」。 这正是副标题「小赢家的墓志铭」的反讽落点。一个把失败说成胜利的人，是荒诞的；一个把荒诞说成哲学的人，是这本书；一个让你看完之后也跟着冷笑的，是马查多·德·阿西斯。 帝制里约的沙龙、议会、秘密赁屋、伪哲学、万应膏，最后都被一个死人收进同一句话里：「我什么都没留下，所以我是大赢家。」这句话越冷，你越坐不住。

解说给了你地图，正文才是土地。知道剧情你仍然应该去读它，是因为有几样东西是转述给不了的。 第一是那套短章的节奏——一百六十段跳脱像一把被故意剪碎又拼回去的人生，朗读的呼吸感在解说里是平的，到了原文里是颠簸的。第二是叙述者的口吻——一个死了八十年以上的人在墓里跟你闲谈，他讲话的语速、停顿、挖苦的节奏，只有原文装得下。第三是那些不舒服的细节——童年把黑奴男孩当马骑那一笔，处理得比想象中更轻也更重，那份「轻」必须在原文里你才能感觉到它的重量。 还有一件事：这本书写于一八八一年，舞台是还有皇室、还有奴隶制、还有议士和门第的里约。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里约上层男人，在他死后把这一切嘲笑了——这份笑声穿越一百年还能让你坐起来，这才是它还在被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