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金句留存,带画读透经典
图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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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第三次拒绝见神甫了。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也不想说,反正过不了多久我又要见到他。我此刻唯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躲过断头台,能否从绝境中觅得一线生机。我搬到了另一间牢房。躺下时,我能看见天空,但能看见的也只有天空了。我整日观察着天空那从昼到夜颜色渐衰的脸。我躺着,手枕在头下面,等着。我一直在想,有没有死刑犯在最后一刻逃脱断头台、冲破警察包围圈的先例。我责备自己对处刑还不够关心。人应该对此多些了解。因为你不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跟大家一样,我也看过报纸上的死刑报道。这世上肯定还有研究这个话题的专著,只是我从来没兴趣翻阅。里面也许记载着一些临阵脱逃的故事。比如,我至少可以记住这样的情形:当断头台的滑轮停了下来,就那么唯一一次,运气和偶然性遏止了不可阻挡的判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已经足够了。剩下的事,我在心里就可以解决。报纸上经常说什么“欠社会的债”。如他们所言,这笔债应该由犯罪者来偿还。但这种言论毫无想象力。我唯一关心的就是逃跑的可能性,击败他们残忍的嗜血欲的可能性,疯狂奔向自由的可能性——哪怕只有一线希望。当然了,你能指望的无非是你全力逃跑时,在拐角处被流弹击中的命运。考虑到所有这一切,就连奢望也是不允许的,我又重新被押在断头台上。
就算我愿意接受,我也绝不能接受这种蛮横的确定性。说到底,从宣判的那一刻起,在以这种确定性为依据的判决和不可动摇的执行判决的进程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平衡。判决是晚上八点钟而不是五点钟宣布的,其结果可能截然不同,它是被一群刚刚换上衬衣的普通民众决定的,它是被模糊地冠以“法兰西人民”(也可能是德国或中国人民)的名义做出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份判决并没有多少分量。但必须承认的是,从死刑判决给出的那一刻起,它就对我产生了有力的、坚实的影响,正如此刻承受着我全部身体的硬邦邦的墙一样。
与此同时,我想起妈妈常常讲起的一个关于爸爸的故事。我从没见过他。我对他全部的了解都源于妈妈的讲述,其中一件事就是他曾围观一个谋杀犯的处刑。临行前他就觉得很反胃,但还是去了。回来时差不多吐了大半个上午。当时,父亲的行为让我觉得很恶心。但现在我明白了,那太自然不过了。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其实没什么事比死刑更重要了呢?实际上,它才是真正吸引人的事情!假如我有幸出狱,也会围观每一场死刑行刑。毫无疑问,去思考那种可能性是不明智的。因为只要想象着重获自由的自己,在一天清晨站在警察封锁线外,也就是说,变成一个可以回家呕吐的旁观者,一阵苦涩的喜悦就会萌生心间。任由我的思绪如此飘忽是愚蠢的,不一会儿,我就感到一阵可怕的寒意,必须用毯子裹紧自己才行。但我的牙齿还在打颤,什么方法都无济于事。



但是,正常情况下,人不可能时刻保持理智。比如说,有时我会幻想去制定新的法律。我会改革刑罚制度。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给死刑犯一个机会。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也能让情况好转。我觉得应该使用一种药物,十次中有九次的几率能杀死受刑者(我指的是:受刑者)。他应当被如实告知,这是个前提条件。经过反复的琢磨、冷静的思考,我得出的结论是,断头台之所以不合理,因为犯人根本没有任何生还的几率,一点都没。实际上,受刑者的死亡是不留余地的,一锤定音。它是性质确切的死局,混不进任何可能性,其协定内容也是众所周知的,毫无商量的余地。即使存在侥幸,比如斩刀出问题的话,一切也只是周而复始罢了。所以真正恼人的是,死刑犯不得不祈祷断头台能正常工作。在我看来,这是它有缺陷的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但另一方面,我得承认,这恰恰是任何组织得以良好运转的奥秘。归根结底,死刑犯必须在道德上予以配合。他要关心的,就是一切都毫无障碍地运行。
我必须承认,直到现在,我关于此事的认知还并不确切。不知什么缘故,我一直以来都确信,必须先走上绞刑架,登几级台阶,才能到达断头台。我有这样的想法,大概源于1789年大革命。我是说,因为别人教我或展示给我的东西就是那样。但有一天早晨,我突然想起了报纸刊登过的一张照片,记录的是一场著名的死刑。实际上,断头台就简简单单摆在地上,没什么比这更简陋的了。也比我想象的要窄得多。我此前竟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真奇怪。这件老生常谈的机械,最让我震惊的是它精密、细腻、闪闪发亮的工艺品般的质地。人们对不熟悉的事物不免夸大其词。现如今我承认一切实际上非常简单:断头台的高度跟走向它的那个人身高等同。人靠近它,就像跟另一个人相遇。这很糟糕。我以为爬上断头台犹如登天一般,我全部的想象力都曾寄托于此。但这个想法被机器抹杀了。你就这样不起眼地死掉了,有点儿丢人,虽然死得很精确。
还有两件事我一直在考虑:即将到来的黎明和我的上诉。然而,我总希望自己理性一点,竭力不去想这些事。我躺下,望着天空,努力对它产生兴致。当天空渐渐转绿,我知道夜晚即将来临。我努力去想别的事情。我倾听自己的心跳。我不敢相信,这一直伴随着我的怦怦的心跳终会停止。想象力不是我的强项。但我仍尝试着想象自己不再能听到心跳的那一刻。不过失败了。黎明和我的上诉仍然回荡在脑子里。我最终告诉自己,此刻最应该做的就是不必去强迫自己了。
我知道,他们通常在黎明时到来。因此,我整夜整夜地等待黎明。我从不喜欢突发的事。有什么事要发生的时候,我宁愿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何我只在白天睡一会儿,整晚都在观察夜空,直到破晓的第一缕光映在窗玻璃上。最难熬的是那晦暗不明的时辰,我知道他们通常那时候开始动手。午夜过后,我等待着,留意着动静。我的耳朵从未接收过如此多的噪音,也未曾分辨过这么多细微的声响。不过,我得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整个过程中我没听见脚步声。妈妈常说,一个人不可能全然被痛苦包围。当天光渐明,我的牢房被照亮的时候,我觉得她说得挺对的。因为我本来可能已经听到了脚步声,我的心可能已经炸裂了。即使最轻微的声音都能让我冲向门边,把耳朵紧贴在木头上,我听得如此专注以至于能听见自己嘶哑的呼吸,就像狗在气喘吁吁。一切过去之后,我的心并没有崩溃,我又赢得了二十四小时的缓刑。
一天到晚,我都在琢磨上诉的事。我确信自己抓住了这个念头的要害所在。我计算了现实处境,并在头脑里演算出了最佳的收益。我总习惯于设想最糟的情况:那就是我的上诉会被驳回。“我就只能等死了。”显然,比别人死得早得多。但谁都知道这辈子本来就不值得一过。后来,我觉得三十岁死还是七十岁死没多大差别,因为其他男男女女会照旧存活下去,几千年来维持着老样子。总之,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但那个将死之人终究是我,不管是现在死还是二十年后再死。每当推理到这里,最令我尴尬的就是想到还有二十年可活,我感觉我的心猛然一跳。不过,我只管扼杀掉这个念头便是,因为我想到了二十年后,当我发现死亡照旧来临时,可能会产生的诸种想法。既然要死了,怎么死、什么时候死显然就不重要了(但不沿着“所以呢”这种逻辑往下想真的很难),所以呢,我只能做好准备,接受我的上诉会被驳回的可能。
此刻,也仅仅就在此刻,我敢说自己有权允许自己去设想第二种可能性:我被特赦。恼人的是,我得克制血脉偾张的身体冲动,控制住因狂喜而昏花的双眼。我必须保持理智,遏住喊叫的欲望。我必须对此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以便让自己更合情合理地信服前一种可能性。假如我真的做到了,就能获得一小时的平静。不管怎么说,这也不失为一项壮举吧。
就在这时,我再度拒绝了与神甫会面。我躺在床上,发现天空镀上了一层柔和的金色,这暗示着暮色将至。一瞬间,我就把上诉的想法抛之脑后,感到血的浪潮在我体内平静地流转。我没必要去见神甫。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玛丽。我很久没收到她的信了。她成了一个死刑犯的情妇,我猜这件事足够让她厌烦了,这是我思考了一晚上的结果。我也设想过她病了,或死了,这都符合万事万物的规律。我们俩的肉体关系既然已完结,便再无他物能让我们彼此牵挂,我又如何能得知她的死活呢?而且,恰恰从这一刻起,我对玛丽的回忆开始淡漠了。她死了,她让我失去了兴趣。这很正常,就像我很清楚,我死后人们就会忘掉我。他们跟我之间不再有任何关联。甚至我都没有资格说,这种想法很难让人接受。
想到这儿,神甫恰好走了进来。他出现时,我不由地微微颤抖了一下。他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告诉我不要怕。我提醒他,他通常不在这个时间来。他回答说这只是一次友好的拜访,跟我的上诉毫无关系,他对此也一无所知。他坐在我床上,让我挨着他坐。我拒绝了。不过他看上去挺和蔼的。
他坐了一会儿,前臂搭在膝盖上,垂着头,观察自己的手。那是一双纤细而有力的手,让人联想到两只灵敏的小兽。然后他开始慢慢地摩挲它们。很长时间里,他都保持同一个坐姿,头依旧低垂,我竟一时忘了他的存在。
他突然抬起了头,直直地盯着我。“为什么,”他问道,“为什么拒绝我的探视?”我解释说我不信上帝。他问我是否对此确信无疑,我说这件事对我不构成困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无足轻重。然后他朝后仰躺,身子靠在墙上,双手平放在大腿上。他似乎自顾自地说,人们通常以为自己对某件事确有把握的时候,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没应声。他又看着我问道:“您怎么看?”我说这的确有可能。不过,虽然我不确定我对什么感兴趣,但我深知自己对什么不感兴趣。比如,我对他的这些话就毫无兴趣。
他收回了目光,姿势却没改变,他问我这么说是不是出于极度的绝望。我解释说我并不绝望,只是害怕,这再自然不过了。“既然如此,上帝会帮助您,”他说道,“我所认识的每个处于您的位置的人,最后都会皈依上帝。”我承认这是他们的权利。这也说明他们尚有弥留的时日。但我不想得到帮助,也不打算把本来就珍稀的时间浪费在不感兴趣的事情上。
他的双手因失望而微微发抖,但他依然站起来整理着袍子上的褶皱。完成这些动作之后,他开始称我为“我的朋友”。他这么称呼不是因为我被判了死刑。在他看来,地球上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但我打断了他,说这不是同一回事,况且也丝毫起不到安慰的效果。他表示赞同:“没错。但您就算今日不死,也终有一死。到时候这个问题依旧摆在您面前。您会怎么面对这可怕的考验呢?”我回答说我会像此时此刻这般面对它。
听我说完后,他站了起来,直直地看着我。这是我很熟悉的伎俩。我经常对艾玛纽埃尔或瑟莱斯特使用这套把戏,他们十有八九会率先移开自己的目光。我很快就发现神甫是个中老手,他的目光毫不躲闪,而且声音非常平稳:“您真的没希冀过任何东西吗?您真的认为当您死了,您就死了,什么都不会留下?”“是的。”我说。
他垂下头,又坐了下来。他真的为我感到遗憾,他说。他认为,这种信念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但我只是开始厌倦他了。我转过身,走向那扇天窗。我把肩膀靠在墙上。他的话让我走神,但我听见他又向我提问了。现在他的声音急躁而迫切。我意识到他是动了真感情的,便开始更认真地聆听。
他说他相信我会胜诉,但我身上背负着很重的罪,则必须要摆脱。在他看来,人的正义算不上什么,上帝的正义才是一切。我指出正是前一种正义给我定了罪。他回答道,但那并未洗清我的罪。我说我不明白他讲的罪是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有罪。我有罪,我为它付出代价,没人可以从我身上企求更多的东西。此刻他站了起来,我想,他如果打算在这狭小的牢房里挪动的话,那几乎别无选择,要么坐着,要么就站着。
我正盯着地面看。他朝我走近了一步,然后停下,好像害怕靠得更近。然后他透过栅栏,望向天空。“您错了,我的孩子,”他说,“我们可以从您身上企求更多。比如,请求您完成这件事。”“什么事?”“请您看一看。”“看什么?”
神甫缓缓环视着我的牢房,然后突然以一种倦乏的语气说:“这些石头流出的是痛苦的汗,我很了解。每次看着它们我都苦恼不堪。但在内心深处,我知道哪怕最失望的人也能从黑暗中看见一张神圣的面孔,我请您看的就是这张脸。”
我有点被惹恼了。我说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看这些墙。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人比我更了解它们。也许在很久以前,我曾经试图寻找一张脸。但那张脸闪耀着太阳的颜色和欲望之火:那是玛丽的脸。我失败了。然后我就放弃了。反正我从未在这些潮湿的墙上看到过什么。
神甫以某种悲伤的眼神看着我。我现在整个身体都靠在墙上,脸笼罩在日光之中。他说了几句我没听清的话,然后语速很快地问我,他能否拥抱我一下。“不能。”我答道。他转身走向墙壁,缓缓地抚摸着它:“您对这个世界的爱就只有这么一丁点吗?”他喃喃自语道。我没有回答。
他背对我,久久伫立着。他的在场让人压抑和恼火。我想赶他走,留我一个人待着。突然他朝我转过身,激动地大喊:“不,我不相信您。我敢说您肯定想过另一种生活。”我回答说这是肯定的,但这跟我们梦想变得富有,或是指望游得更快,或是幻想长一张漂亮的嘴没什么根本上的区别。这些都是一回事。我打算继续说下去,但神甫插进了一个问题:我想象中的另一种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冲他大叫起来:“就是能让我想起此刻生活的生活!”不带任何停顿地,我告诉他我已受够了他的陪伴。但他还想在上帝这个话题上继续发言。我走近他,用我最后一点耐心告诉他,我时间不多了,不打算把它浪费在上帝身上。然后他试图转移话题,问我为什么叫他“先生”而不是“父亲”。这个问题惹恼了我,我告诉他他不是我父亲,去当别人的父亲吧。

“不,我的孩子,”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说道:“我站在您这边。虽然您还没明白这点,因为您的心是茫然的。我来为您祈祷。”
然后,不知怎的,有些东西开始在我体内引爆。我声嘶力竭地大叫,辱骂他,叫他不要给我祈祷。我揪住他法衣的领口。我在愤怒和快乐的混合驱动下,朝他倾泻我心底酝酿的一切。他看上去对自己把握十足,不是吗?可他的把握连女人的一根头发丝都不如。他甚至都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因为他活得形同死人一般。我看上去可能一无所有,但跟他相比,我对自己非常确信,对一切非常确信,对自己的生命如此,对即将到来的死亡亦如此。没错,那是我仅有的东西。但至少我抓紧了这个真理,正如真理也抓紧了我。我曾经是正确的,我依旧是正确的,我永远是正确的。我以某种方式度过了人生,如果我喜欢的话,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生活。我做这件事,就不会做那件事。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就等于没做过那样的事情。那又如何?我好像等待这一刻等了很久,等待我的正确性得以声张的这个黎明。没什么是重要的,压根没有,我很清楚这是为什么。他也心知肚明。这些年,当我过着荒谬的生活,有一阵不明朗的微风从未来的深处吹来,它途经那些尚未来临的年月,一直吹拂到我脸上,一路上它剥去了在那些并不比我既有的经历更真实的未来时刻,别人向我提供的诸种可能性。别人的死、母亲的爱有什么要紧?既然一种既定的命运已选择了我,而千千万万的幸运儿都像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信奉的上帝,我们选择的生活和命运,这些又有什么要紧?他不懂吗?真的不懂吗?每个活着的人都是幸运儿,只有幸运儿能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终有一天,其他人也要被判处死刑,他也不能幸免。假如他因为没在妈妈的葬礼上哭泣而被控以谋杀罪处决,那有什么要紧的?萨拉马诺的妻子和狗没什么区别。矮个头木偶女人就像马松的巴黎妻子一样有罪,抑或,想嫁给我的玛丽也同样地有罪。如果雷蒙是个像瑟莱斯特一样可信赖的朋友,那又有什么要紧的?如果此时此刻玛丽正和一个新的默尔索接吻,那有什么要紧的?被判死刑的神甫,他能够理解从我的未来涌出的这股微风吗?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吼完了这段话。狱卒们冲了进来,试图把神甫从我手里解救出来。他们甚至威胁了我。但神甫让他们冷静下来,然后沉默地看了我一会儿。他眼里噙满了泪。他终于背过身去,离开了。
他一走,我又冷静了下来。但此刻的我已消耗殆尽,重重地往床铺上一倒。我觉得自己睡着了,因为醒来时,漫天星辉撒在我脸上。乡间细微的声响悄悄地潜了进来,夜晚的气味、泥土和咸味的空气让我感到凉爽。这酣睡的夏夜里,美妙的平静像潮汐般朝我涌来。就在天刚破晓时,我听见汽笛的鸣响,它宣告着一场旅途,去往一个与我的此刻再无关联的世界。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了妈妈。现在,我似乎能理解为什么她生命殆尽之时还找了一个“未婚夫”,为什么她要从头来过。那边也差不多,也是一样的,在生命渐凋的养老院周围,夜色就像一场忧郁的安息。死亡近在咫尺,妈妈一定感到了解脱,并且为重生做好了准备。无人——无人有权替她哀哭。我亦如此,我已准备重新再活一遍。仿佛那阵狂怒洗净了我的苦痛,也抽空了我的希望。凝视着遍布星光、充满象征意味的夜空,我前所未有地敞开了自己,将自己交付于宇宙那温柔的冷漠。我感觉它就如我一般,像是一位兄弟,让我感到过去是幸福的,现在也是幸福的。为了耗尽一切,为了减轻几分孤独,我所期待的唯有执行死刑的那天,蜂拥而至的人群对我致以憎恶的嚎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