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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国王陛下和王后,诸亲王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对自由之皇家学院授予的这份殊荣,我深表谢忱,尤其是这馈赠的分量早就超过了我的个人成绩。每个人都渴望被承认,艺术家尤甚。我亦不例外。然而,有必要就它的影响力和我的实际所为做一番比较,否则就连我自己也很难理解此决定。一个年轻人,除了满腹心事便一无所有,其作品还有待完成,他也早早习惯于离群而独身工作。不想,一声令下,他骤然孤零零地袒露于一片耀眼的聚光中,难道不该感到惶恐吗?正当其他欧洲作家——其中不乏极伟大的作者——被勒令噤声,甚至,正当他的出生地蒙受无止境的灾难时,他又该凭何种心情领受这荣誉?
我内心受了冲撞,混乱不堪。为恢复昔日宁静,我不得不和过于慷慨的运气达成协议。光靠我取得的成就,原本不能够配得上它。能助我配上它的,唯我终生赖以维系的东西(即便在最相反的情形下也如此),亦即,我对艺术和写作者角色所抱的信念。请容我以感激和友爱之情绪,简要禀明这信念究竟是什么。
就自身而言,我无法脱离艺术而活。但我从未将它置于万物之上。相反,我需要它,乃因它不与任何人隔离,它让我如我所是地与众人生活在一处。艺术绝非独享之乐。它能用表现寻常喜悦与痛苦的图像来刺激最多数之人。它要求艺术家不置身事外,要求他服从谦卑且普遍的真理。一个人选择成为艺术家的命运,通常起因于他自觉与众不同,尔后他就必须承认自己与他人的相似,否则其艺术、其独特性都不可能成立。将自我朝向他者,反过来亦将他者趋向自身,艺术家便诞生于这不息的往复运动。他一头联系着他赖以生存的美,另一头关联起他无法脱离的共同体,此二者间的中点便是他位置所在了。真正的艺术家不轻视任何事物,因其责任在于理解而不是评判。他们如需在这世界上站队,便必然站在“社会”这一边。恰如尼采所揭橥的,统治社会的是创造者而非审判者,无论他以劳动者抑或知识分子的身份示人。
同样,写作者的角色也离不开他要承受的艰难责任。就定义而言,写作者不应服务于制造历史的人,而要服务于承受历史的人。否则他将形单影只,失掉了做艺术的资格。任何暴君的军队和百万人马都无法将写作者从孤独中解救,尤其当他与他们亦步亦趋之时。但一名被弃于世界另一端、受尽侮辱的无名囚犯,其沉默足以将流亡中的写作者拯救出来——前提是,这作家纵使享有了自由,也要设法不将那沉默遗忘,并让沉默在艺术中得以回响。

几乎无人能胜任这项天命。可是,一个作家,就其生活的种种际遇而言,无论默默无闻还是声煊一时,无论深受暴政之禁锢抑或恣意表达自我,只要他接受了这两项职责——即尽力为真理和自由服务——他就能感觉到重获活生生的共同体的信任,这共同体也将使他称义。其使命是团结尽可能多的人民,且不能容忍谎言或奴役,因为此二者统治的疆土仅能滋生孤独。不管其人究竟有怎样的弱点,作家职业之高贵仍归功于这两项难以长相守的诺言:拒绝在知悉的事物上撒谎,并反对压迫。
这岂止二十年的荒唐历史中,我和同代人一样无助彷徨,迷失于时代的动荡。但有一件事撑起了我的生活。我隐约感到写作是一种荣耀,因为写作就等于承担,然则,要承担的又不仅仅是写作。尤其是,它迫使我凭自己的力量,以自己的存在方式,与所有遭遇相同历史的人一道承担不幸和希望。这代人生于一战初期,二十岁便目睹一些革新性的实验,又碰上希特勒当权。然后,他们又完美领教了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集中营,看到了深陷于牢狱和折磨中的欧洲。如今他们还要在核毁灭的风险之下抚育后代、安身立命。没人有资格要求他们乐观。我甚至觉得在不懈斗争之余,应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因过度绝望才导致了不体面之举,以至一头扎进时代的虚无主义。但事实是,无论在我的祖国还是整个欧洲,我们中绝大多数都拒绝了这种虚无主义,并致力于寻求合理性。为着新生,为着坦然对抗历史中凶悍的死亡本能,他们需锻造一种灾难时代的生存术。
不消说,每代人都确信自己能重构世界。而我所属的这代人却深知此事无望。然则使命或许更大——他们要防止这世界的解体崩塌。他们承继了腐朽之历史,其中混杂着失败之革命、疯狂之技术、殒亡之神祇、疲软之意识形态。在如此这般的历史中,无能政权固然能摧毁一切,却不能使人信服;而智识却自贬为仇恨与压迫的奴仆。这代人必须里里外外地一点点修补那关乎生死尊严的事物,着手之处便是这乱世仅剩的否定性的遗产。在这摇摇欲坠的世界面前,我们的宗教大法官面临着建立永恒的死之国的危险。这代人深信,除了跟时间疯狂赛跑,还要在各民族间恢复不屈于奴役的和平,调解劳动与文化之关系,让举世皆参与藏经柜的重修。至于这代人能否完善此一艰巨使命,尚未可知;但在世界各地,他们已押下真理与自由的双重赌注,必要时还将甘愿为此牺牲。不管身在何地,这代人都值得尊敬、值得予以鼓舞,尤其在他们献身之处。总之,你们方才授予我的荣誉,我应转赠给这代人。想必诸位亦深以为然。
我既已阐述了写作者职业的高贵性,便也顺道论及了写作者本职之所在。除了战斗者,他并无其余头衔:他脆弱又顽强,命运对他不公,他却向往正义,在众人注目之下不卑不亢地巧思,在痛苦和美丽之间往返游荡,最终注定在历史的毁灭运动中,他将自身的双重存在萃取为他的创造物。除此,谁能期望写作者提供完善的方案和至高的信念呢?真理是神秘的、难以捉摸的,总是有待被征服;自由是危险的,道阻且长,却令人振奋。我们必痛苦而坚定地朝这两个目标迈进,就算虚弱也绝不能停在漫漫长路的半途。因此,哪位有自知之明的写作者敢自称美德的传道人?至于我,我得重申我不是这类人。在成长过程中,我追求光明、幸福及自由,未敢有一日之懈怠。尽管这眷恋曾让我犯下不少错误,但无疑能助我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工作,且毫无疑虑地团结、支持那些沉默者——他们只能藉回忆或暂享自由之幸福而勉力生存于世上。
最后回到“我的实际所为”的问题上来,回到我的局限、债务和艰难之信念上来吧。值此,我感到自己愈发坦诚无碍,我要直言相告:你们方才授予我的殊荣何其慷慨,其流播又何其深远;我愿领受它,将之分享给所有处于同样逆境的斗士,他们未取得丝毫奖赏,仅遭受了不幸与迫害。请接受我油然心生的感谢,接受这感谢继而见证的我的公开承诺:这古老的关乎忠诚之承诺,是每个真正的艺术家默念于心头的日课经。
1957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