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险恶之旅

零下六十度的白化天气里，他们连自己的脚都看不见，只靠一根拴在三个人腰间的绳子知道彼此还在队伍里。彻里-加勒德眯着眼睛看前面，威尔逊在他右边，鲍尔斯在后面拖雪橇，三个人都戴着皮毛帽，脸是黑的，呼吸出口鼻的一瞬就结霜砸下来。太阳已经消失两个月，根本不会升回来，海也好冰也好天也好全混成一种颜色，像有人拿白纸把世界糊掉了一层。他们要去的地方叫克罗齐尔角，那里有一群帝企鹅正在孵蛋，他们要带回三枚。

作者彻里-加勒德是英国人，牛津出身的年轻博物学迷，1910年跟着斯科特船长上了『特拉诺瓦号』往南极去，那年他二十出头，是全队最年轻的。1922年他在伦敦把这本厚书交给出版社——那支队伍的结局他活了下来，才有得写。全书两件事交织：一件是1911年那次近乎自杀性的冬日科考，一件是1911到1912那个夏天斯科特五人的极点冲刺和归途之死。他一边写一边隔着九年时间回头看，所以这本书不兴奋，像一个人在烛光里讲一件已经没办法改变的事。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后来把人类探险著作排了个名，这本排第一。

书中那句被反复引用的话——极地探险是人类设计出来的最干净也最孤独的受苦方式——就是说这个。它被现代极地文学反复引用，是因为它把为什么非要去那种地方说清楚了——不是为了壮丽，是为了纯净，一种没有任何荒诞能盖过它的纯净。

『特拉诺瓦号』被冰封在罗斯海冰架里头动不了，人住进了岸边那间叫埃文斯角的小屋。屋外是南极，屋里是煤油炉的橙光、湿袜在绳子上晃、铁皮罐头的咸牛肉味儿、硬饼干的味道。谁睡哪儿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威尔逊，画画的那位，斯科特队伍里的首席科学官兼医生，彻里加勒德整个人的精神靠山；鲍尔斯，皇家海军军官，不怎么说话但什么都能扛，彻里加勒德说他见过的最勇敢的人就是他；坎贝尔坐镇基地，是个爱唱歌的人；斯科特本人是这支队伍的脊柱——他挑出那三个人去走冬日之旅，也挑出他自己那五个人去冲刺极点。

奥茨值得单独说一句。他是第六（因尼斯基林）龙骑兵团上尉，旧伤在腿，他从来没在书里抱怨过一句。归途风雪里他最知道他在拖死队友，结尾处他说了句'我只是出去一下，可能要一会儿'就走进了风雪，再也没回来，雪地上只有他一个人的脚印清清楚楚往远处走。

故事从1910年夏天开始，『特拉诺瓦号』从南安普敦起锚，开过一段漫长的越来越冷的海。南半球的海先变成灰色，再变成铅色，再变成一种不反光的暗绿，海冰开始出现，先是碎块，再是大片，最后是连到视线尽头的白。船被冻在海冰里动不了，得靠人和狗拉。小狗队跑起来像一群带毛的钟摆在冰面上滑。第一个让船员们激动起来的，是远远站在浮冰边缘上的几只帝企鹅——黑背橙胸，胖得像穿了燕尾服的绅士，站在白茫茫里一动不动。这一幕几乎就是整本书接下来要追问的事情的预告。

1911年南极的冬天来了。太阳落到地平线下，再也不打算回来。斯科特这时候出了个让所有老手都觉得他疯了的主意——在隆冬最黑暗的时候派三个人去克罗齐尔角走一遭，去正在孵蛋的帝企鹅群落里取三枚蛋。理由和壮丽没关系，是科学：没人知道帝企鹅的胚胎到底长什么样，那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在蛋里。

三个人被打发上路：彻里-加勒德、威尔逊、鲍尔斯。雪橇上装着最少的食物、最少的煤油、最少的帐布，每一克都算过。一出门就撞上南极独有的东西——whiteout，白化天气，天和地完全没分别，连自己的脚都看不见，队伍只能靠一根拴在三个人腰间的绳子维持位置。他们在一个多月里摔过、埋过、差点冻僵过。雪太硬，雪橇滑不动，他们就把狗都放了，全靠人拖。彻里-加勒德的脚后来冻得很厉害，牙齿在那次旅程里被自己咬碎过。

写法上，彻里-加勒德在这里几乎不抒情。他怎么冻的，怎么摔的，几点钟气温降到多少，他都记。读者能感觉到他不是有意写得不动声色，是他根本不知道那时候自己在感受什么——后来回忆时感受才慢慢回来。这种延迟，是这本书最冷静的写法。

他们找到了帝企鹅群，带回了三枚蛋。蛋被装进皮囊小心带回去，后来胚胎学的研究证明这三枚不是没受精的废蛋，而是带着小生命的胚胎。这件事成了帝企鹅生命史的第一个奠基性发现，也成了这本书取名的来源——为了三枚蛋、五个星期、零下六十度、差点搭上三条命。这笔账算出来没人觉得划算。但它发生过。

和冬日之旅并行的是斯科特那五人的极点冲刺。1911年到1912年的南极夏天，斯科特带着威尔逊、鲍尔斯、奥茨、埃文斯从基地出发往极点去。他们到了，发现阿蒙森已经抢先一步插好了挪威国旗。归途才是真正的死局。一个接一个倒下，先是奥茨——他腿上旧伤没养好，整个后半程都在用身体的最后一截撑着雪橇，第七十天风雪里那句'我只是出去一下，可能要一会儿'，雪地里只留下他一个人的脚印。埃文斯死在路上。最后三个人——斯科特、威尔逊、鲍尔斯——在连续暴风雪和煤油耗尽之后，冻饿死于距一个补给仓库仅十八公里的帐篷里。

搜索队在1912年11月找到了帐篷。彻里-加勒德是搜索队一员。他们在雪地上用雪橇覆盖黑色旗布作标记，一铲一铲挖开帐篷。三具冻僵的遗体带回了日记、信件和标本。其中威尔逊的素描本原封不动地回到剑桥，斯科特极地研究所现在还在保存。

书的尾声是彻里-加勒德一个人坐在伦敦某个房间里写的。他自己活下来了，他要替那五个人、也替鲍尔斯和威尔逊他们这队活下来的两个人说话。这种身份让整本书的字里行间有一种特殊的重量——他不是在写别人的事，他是在写他自己曾经站在同一片冰上、吃过同一种咸牛肉、躲过同一种风。

所以这本书里没有复仇，没有控诉阿蒙森，没有把矛头指向谁。它只是把该发生的写出来。最克制的那一段是奥茨走出帐篷那一节——没有修辞，没有眼泪，只有雪地上那串孤零零的脚印。这本书靠的不是文笔，是事实。但事实撑得很满。

好在这本书让你相信极地探险是一种可以被描述的纯粹。这世界上的书让你激动、让你害怕、让你想出门去——这本让你相信人类可以为了一个胚胎学的问题走五个星期的黑。这种纯粹感不壮烈，反而荒诞。三个人差点死，就是为了证明帝企鹅的蛋里到底有没有小企鹅。这件事有点蠢，但是是真的。这是这本书的笑点也是它的泪点。

另一个好，是它给了探险文学一种新的尺度感。作者几乎不渲染自然——他只给你一个数据，一个动作，剩下的让你在脑子里展开。海、冰、风、白，所有这些都不是形容词，是面积。这本书在文学史上不是伟大的故事，是伟大的地形报告。

因为这种书的速度感是解说给不了的。它不是快，是慢——你读到雪橇上的一个小时，作者用两页纸只写了气温、风向、脚的状态。解说可以告诉你奥茨那天说了什么，但它没法让你体验在那种风里走多少分钟眼睛开始失焦。读这本书你得像在营帐旁边烤火一样慢慢读，等那个寒冷自己渗进来。